业由心造 命不由天 之二

   上面所讨论的两节，在中国文化中都是人生哲学、政治哲学的大经大法，以现代名词而言，是至高的真理。我们做人、齐家、处世，对这些原则都要特别注意。像前面说的，既怕潮湿又偏偏要住在低洼地带，为什么不搬？自己不求转变，安于习惯，谁也帮不了忙。好像佛学所说的一样，明明知道众生皆是佛，我是众生，当然我也可以成佛。但是，我何以不能成佛呢？因为不能自己转变，所以别人也转不了你。
   须知古今中外任何政治理想的终极目的，都是要使社会安定，人民丰衣足食，进而求得富强安乐，达到国强民富，然后而至于天下太平，这是不易的定则。至于任何政治主张、政体制度，都是因时因地的求时方剂，都是为达到政治理想的最高公德的方法，但也是随历史社会的演变而变更，这些还是次要的事。
   反之，即如孟子在前面《梁惠王》章中对邹穆公所说的，“凶年饥岁，君之民，老弱转乎沟壑，壮者散而之四方者”，再加上诸侯相互侵略，连年战伐，天下大乱，便是民不聊生的景象了。
   其实，全部人类社会的历史，都在这两种大情况之下互相消长，反之复之，永远是如此矛盾发展的。
   而马克思本身是一个备受艰难困苦的穷书生，处在当时西方欧洲式资本主义的社会，感觉贫富悬殊的痛苦，便产生了他的《资本论》的经济分配思想，认为去掉了资本家的暴富，便可以得到社会的安定。我以为他的见解只见一面的光景，不能反观另一面的情况。同时他更没有想到，今日会有劳资合作制度与社会福利思想的发展，这种合作与福利，将来也许会发展得更完备，更美好。但是“法久弊生”，用得太过了，也会出大问题。这是未来不可预料但也是当然的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