孔子外传 之七

   孟子再为王道下一个定义，“以德行仁者王”，以最高的道德政治为中心来施行仁政，就是“王道”。而以道德政治为中心来施行仁政，就是“王道”。而以道德为基础的仁政，则不在乎土地是否广大，人民是否众多，武力是否强大，经济是否雄厚等问题了。他并且举出历史的例子作说明。这里要注意，引申孟子的思想，姑且裁定尧、舜、禹三代是上古最纯粹的、不着意的、本然而行的王道。他在这里所举的，是后世所称道的吊民伐罪——有所为而为的王道的代表。然而这一典型，也往往被后世假借而利用。他说，像商汤开始起来的时候，领土只有七十里;而周文王在开始建国的时候，领土也不过百里而已。幅员如此之小，他们却能够实行仁政，因为他们实行之初并不是企图扩大领土，成为大国，也没有其他的野心。那是以一个道德的政治思想做原动力，所以不需要假借一个大国的力量去行使仁政。
   中国的历史哲学中充满了儒家的色彩，而儒家从孔子开始，首先提出汤武吊民伐罪的革命事业。孔子平常不多谈汤武革命，到了孟子的时候，才比较提到汤武革命吊民伐罪的王道精神。但是，我们前面曾经提过，古人很多对于汤武的革命抱有怀疑的态度，尤其是司马迁。在《史记》的《齐太公世家》里，他很巧妙地表明了对汤武革命的看法，《史记》之难懂，就在这种高明的处理手法。当他记叙周文王、周武王如何创业、如何兴起时，全篇都是好话，但是他的文章里有块“骨头”，这块骨头没有摆在这里，而是摆在《齐太公世家》里。齐太公就是姜太公，当他遇到文王、成为文王的辅政以后，司马迁用“阴谋修德”这四个字点出文王把道德仁义作为阴谋的手段，说明文王、武王还是假借仁义而已。文王与姜太公两个人“阴谋修德”，这四个字，就表明了司马迁的看法，说出了历史事实的真相。他的文章真厉害，好像把一个钉子钉到另一个不受注意的地方。你不把这个钉子找出来，则全篇的关键、整个的观念就搞不清楚了。
   不过话说回来，这是历史哲学家司马迁的观点！历史哲学家们所要求的，是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，对民族文化的精神负责，所以他是不顾一切的，只为发挥正义而秉笔直书。但是，历史上多少还是有些隐晦的地方，基于私德，司马迁不便作露骨的批评;基于公道，司马迁又不得不说出微言大义。于是他运用高明的智慧、优美的文字以及巧妙的手法，完成了这部巨著。所以，这部《史记》传下来，他敢吹这个牛说“藏诸名山，传之其人”。因此我们读《史记》，必须细心体会。否则，很多关键就忽略过去了，而不能懂得《史记》的真义。
   孟子更进一步引申王道精神说：“以力服人者，非心服也，力不赡也”，后世的霸道以权力、武力去征服别人、慑服别人，而在表面上被征服、慑服的那些人，内心并没有真正地被降伏或佩服这种征服者。实际上，只是因为自己力量不及，无法对抗，只好投降，作出服从的表示而已。做人也是同样的道理，假如你比别人狠，比别人能干，比别人有钱有势，别人只有听你的，只好对你好了。譬如说你是一个有钱的老板，你公司里的职员因为要向你领薪水，只好听你的，但是他心里不服你，也不一定佩服你。